累着自己。将来要是遇着人，得找个能容她、懂她、心里敬她，不是图她什么的。艳红心软，重情，但以前家里亏欠她，怕她以后看人不清。得找个厚道、有担当、能疼惜人的。不管穷富，人品最要紧。家和万事兴，家里讲情，不是讲理。我……没做好，愧对她们妈，也愧对孩子。希望她们以后，能有个真正暖和的窝。”
这些关于她们未来伴侣的期望，如此具体，又如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她们性格的优缺点。韩丽梅想起陆怀瑾，那个温和儒雅、懂得欣赏与包容她全部的学者；想起艳红提起怀瑾时，眼中那份被深深懂得的安宁与光彩。养父这些尘封的期盼，竟在多年后，以一种近乎宿命般的方式，隐隐应验。而他对自己婚姻失败的反思——“家里讲情，不是讲理”——这句简单的话，此刻听来，竟有种振聋发聩的苍凉与深刻。他或许一生都未能践行，却在痛苦的反思中，悟出了这最朴素的真谛。
再往后翻，记录渐渐稀疏。时间越靠近近期，笔迹越发颤抖无力，内容也越发简短，大多是对王秀英病情的忧虑，以及对自身衰老的无力感。最后有字的一页，日期大约是在她们姐妹事业初成、将父母接去省城康养中心前的不久。
“听说丽梅和艳红在外头做成了，有了大公司。心里……不知是喜是悲。喜的是孩子们真有出息，吃了那么多苦，总算熬出来了。悲的是……我这个爹，没给过她们什么，反倒成了拖累。她们妈那样，建军也不争气……她们心里，怕是恨透了这个家。不怪她们，该的。”
“以前总想着，等她们回来，等日子好了……现在看，怕是等不到了。她们有她们的天，飞得高，看得远，是好事。这个破家，没什么值得她们留恋的。就是……有时候半夜醒过来，心里空落落的。丽梅小时候，发烧，我背着她去医院，她趴在我背上，小声说‘爸，我难受’……艳红爱吃我做的疙瘩汤，每次都能喝两大碗……都像上辈子的事了。”
“这笔记本，就放这儿吧。她们大概永远不会看到，也好。看到了，徒增烦恼。就当是我这个不称职的爹，一点没处说的……废话。”
“只愿她们往后，平安，顺遂，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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