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卷宗。有多少是她真正看懂、并且能提出有实质意义修改意见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确认流程走到了她这里，她盖上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印章。她的御览更多是一种形式，一种确认，而非真正的决策。
她就像这座宫殿里最昂贵、最精致、也被擦拭得最光亮的一件摆设。被摆放在最高的位置，接受所有人的朝拜和注视。人们向她行礼，向她陈述，请她签字。
但然后呢？然后，事情会按照它原本的轨道，继续运行。
以前她可以麻木，可以告诉自己这就是皇帝的工作。但现在，当有人指着那潭看似平静的深水，告诉她下面暗流汹涌，危机四伏，并且递给她一把据称可以改变流向的钥匙时，她却绝望地发现，自己可能连握住这把钥匙、把它插进锁孔的力气和空间都没有。
因为她被困在这个摆设的位置上。她的每一天，从早到晚，都被接见、会议、审阅、签署这些职责填满。这些活动消耗着她的时间和她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它们塑造着她与外界互动的方式
被动地聆听，有限地回应，在既定框架内选择。它们不鼓励，甚至排斥真正主动的、跳出框架的、可能打破现有平衡的干预。
就像现在，她坐在这里，明明心头被宰相那封信堵得发慌，明明对那条看似可行的第三条路充满了无力感，明明有无数的问题和烦躁想要倾泻，想要做点什么……
可她能做什么？
冲去宰相府，质问艾森巴赫？用皇帝的权威强行驳回他的建议？那只会让矛盾公开化，让她显得冲动、幼稚、不尊重老臣和专业意见，结果很可能是更多的阻力，甚至引发政治危机。
召见克劳德，向他倾诉自己的无力，问他该怎么办？可问完之后呢？他能代替她去面对宰相，去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吗？他连御前顾问这个头衔都还没坐稳，就已经被宰相用评估委员会的方式架到了火上烤。
她甚至连发脾气，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行程表上写着，十分钟后，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公使就要到了。她得换上更正式的宫廷礼服，准备好不会引起邦国疑虑的问候和应答。
然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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