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这不是对巴伐利亚的指责，而是对德意志道路共同责任的呼唤。帝国繁荣，则各邦皆荣；”
“帝国强盛，则无人敢侮。唯有所有邦国、所有阶层，都认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摒弃歧见，将智慧和力量集中于上述‘道路’所指明的方向，德意志巨轮方能劈波斩浪，驶向真正安全的未来港湾。”
“反之，任何试图割裂这艘巨轮、或令其原地打转的力量，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将被历史的浪潮无情抛却。”
“以上为臣一点浅见，不尽完善，仅供陛下与宰相阁下参考。若蒙采纳，或可择其要点，以适当方式宣示于舆论，以期凝聚共识，扫清障碍，坚定帝国前行之步伐。”
他停下笔，审视着这篇超过十页稿纸的长文。它足够正确，足够宏大，也足够狡猾
它把艾森巴赫想听的敲打巴伐利亚、维护中央权威包装在了国家战略、技术救国、德意志道路这套更光鲜、更难以反驳的理论外衣里。
它高举俾斯麦的旗帜，占据了历史和道德的制高点。它甚至暗藏私货，为自己搞的资源总署、无线电研究院乃至未来的其他动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指名道姓地狂骂巴伐利亚，而是将问题上升到了道路和责任的层面。巴伐利亚人看了可能会觉得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但想公开反驳，却很难找到具体的攻击点
难道能否认国家需要战略聚焦？能否认技术的重要性？能否认国防的优先性？能否认俾斯麦的遗产？
“完美。”克劳德轻轻吹干墨迹，嘴角勾起一丝满意的弧度。这篇东西，既是对艾森巴赫的回应，也是一次大胆的思想试探。他要看看，老宰相是只想利用他当打手，还是真的愿意部分接受他这套缝合起来的新叙事。
他将稿纸仔细折好，装入一个信封。在信封上，他工整地写下：“呈宰相艾森巴赫·冯·施特莱茵阁下亲启”。
想了想，他又抽出一张便笺，快速写了几行字：
“阁下钧鉴：赐书拜读，深思所言，甚契于心。然舆论引导，贵在立本清源，徒事攻讦，恐非上策。不揣冒昧，草就一文，试从帝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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