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议会里那些穿着西装的人一样遥远。
他们争吵，制定法律，决定税率，决定矿山属于谁，决定煤卖多少钱，决定矿工该拿多少工资，但那些决定似乎永远到不了井下三百米的地方。
“所以呢？”
“所以……可能会有事发生。我在城里听说，有些人在聚集。右派的。他们说法国人愿意帮忙。”
“法国人？”有人嗤笑，“法国人只会帮他们自己。”
“但这次不一样。”安德烈坚持，“他们说，护国主，就是法国的那个戴鲁莱德，他愿意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做出改变。”
“什么改变？”
安德烈没有回答。让-皮埃尔也没有问。他吃完面包，喝掉最后一口水，站起来，拿起铁镐。
改变。
这个词他听过太多遍了。
社会党说改变，自由党说改变，国王登基时也说改变。
但地下三百米的巷道还是湿的，渗着水，支撑木在变软，而地上的工头还是一直在说我只看产量
改变永远不会到井下来。
晚上让-皮埃尔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所谓的家是矿工聚居区里的一栋排屋，墙壁薄得能听见隔壁夫妻吵架。
屋里很冷，炉子里的煤只够维持一点微弱的温度，不至于让水管冻裂。
母亲在床上咳嗽。让-皮埃尔走过去，摸了摸她的额头，烫的
他转身，看见桌上放着一小包药，是玛丽买的。
药旁边有几个硬币，也是玛丽留下的。足够买明天的面包和一点土豆。
玛丽不在家。弟弟路易也不在。
让-皮埃尔在炉子前坐下，看着那点微弱的红光。他想生火，但煤筐是空的。
上个月的工资扣了百分之十，这个月还会再扣。家里的积蓄在去年冬天就用光了。
玛丽的“工作”挣来的钱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像一根细线吊着悬崖上的人。
窗外传来声音。是人群的喧哗，让-皮埃尔本来不想理会，他太累了，肌肉酸痛，肺里还残留着煤尘，每呼吸一次都很难受
但声音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口号声。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喧哗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不再是模糊的嗡嗡声，而是清晰的口号
“改变！改变！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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