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
他的声音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捞上来。
“我儿子的小名。”
老人低下头，肩膀开始颤抖。不是哭，是那种被压了几十年、终于开始松动的颤抖。
“他叫小毛。”老人声音断断续续，“五岁那年不见了。”
“哪一年？”
“1972年。”
陈默闭上眼睛。
1972年。
第三个孩子的死亡时间。
“您没找过？”
老人摇头。
“找了，找了三年。”
“后来呢？”
“后来？”老人的声音像沙子一样散开，“后来我就不敢找了。”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灰白的天。
“我怕找到。”
陈默没有说话。
他能说什么呢？
一个父亲，找了三年，最后不敢再找。
因为他知道，找到的可能是什么。
从敬老院出来，天已经黑了。
陈默坐在副驾驶上，一句话也没说。老钱开着车，也没说话。车子在郊区坑洼不平的路上慢慢颠簸，车灯切开黑暗，照亮路边枯黄的野草。
开出很远之后，老钱忽然开口：
“1972年。”
陈默看向他。
“我师父带我去那栋宅子，是1973年。”老钱说，“那时候，那个孩子刚死一年。”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陈默听出那平静底下压着的东西。
“师父说等几年，等那个念淡一点再来。”
他顿了顿。
“一等，就是二十年。”
陈默没有说话。
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脑子里反复回放老人最后说的那句话：
“我怕找到。”
回到古今斋，已经快十点了。
陈默没有上楼，在柜台前的凳子上坐下来。老钱给他倒了杯热水，他没喝，就那么捧着，感受杯壁传来的温度。
第二天一早，陈默去了中山路派出所。
江昕桐帮忙约好了户籍科的民警，姓孙，三十出头，办事利索。听完陈默的来意，他直接从柜子里搬出三本厚厚的户籍底册。
“柳叶巷那片，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都在这里。你慢慢翻。”
陈默翻开第一本，1970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
柳叶巷十七号，1970年登记在册的有四户，航运公司职工李成阳一家，搬运工李长友一家三口，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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