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火车站，处处透着一股粗粝劲儿。
红砖砌成的候车大厅，墙上刷着白石灰。年头久了，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露出底下发暗的砖缝。
墙面上还残着几张撕了一半的大字报，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
“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标语刷得格外醒目，隔着老远都能看见。
站里人挤人。
有背着麻袋、提着帆布包赶路的乡下人，也有穿蓝布工装、夹着公文包出差的干部。
还有背着铺盖卷探亲的妇女，怀里搂着孩子，脚边放着搪瓷脸盆和网兜。
空气里混着汗酸味、旱烟味、煤灰味，还有一股子火车站特有的铁锈味。
高音喇叭里正放着《东方红》的曲子。
曲子刚响没几句，又被列车员沙哑的播报声压了下去。
“开往广州方向的旅客，请到检票口排队检票……”
解放牌卡车直接开进了货运部后院。
院子里堆满了木箱、麻袋和油布包。地上到处是煤灰，踩一脚就是一个黑印子。
一节灰绿色的货运棚车停在站台边。
几个装卸工戴着破线手套，正拿铁钩子往下拖货，嘴里骂骂咧咧，满头都是汗。
陈才从副驾驶跳下车。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带着大顺，拿着一沓单据往货运调度室走去。
调度室里乌烟瘴气。
四个穿铁路制服的办事员正围在桌边打扑克。
屋子中间摆着一只生铁炉子，炉膛里火烧得正旺。
炉子上坐着一把黑不溜秋的铝壶，水已经烧开了，壶盖被顶得咕嘟咕嘟直响，热气一股股往上冒。
大顺走上前，敲了敲桌子。
“同志，办一下货运托运手续，去广州的。”
其中一个胖乎乎的办事员头都没抬。
他把手里一张牌摔在桌上，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急啥？没看见正忙着吗？后头排着去。”
大顺脸一沉，拳头当场就攥了起来。
陈才抬手拦住他。
“不急，等他们打完。”
大顺憋着火，硬是站住了。
陈才也不催，就这么静静站在原地。
五分钟后，那四个人终于打完了一局。
胖办事员这才慢吞吞站起来，走到柜台前，拿起挂在脖子上的白毛巾擦了擦手。
“单子拿来。”
大顺把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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