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节，我接爸妈来上海过了年。
他们来了五天。
我请了年假，带他们去外滩，去了城隍庙，去了我常去的那家本帮菜馆，我爸喝了两杯黄酒，喝完说上海的酒没老家的烈，但味道还行。
我妈在我住的地方转了一圈，在窗台前站了一会儿。
“活得不错。”
“是，”我说，“慢慢的。”
“一个人，”她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打算。”
“妈，”我说，“你今天是来催婚的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摆了摆手。
“不催，不催，你的事，你自己决定。”
我也笑了。
“好，那谢谢妈。”
过完年，他们要走的那个早上。
我妈站在一居室的客厅里，看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窗台的绿萝上。
那株绿萝，又长出了好几片新叶，比刚买来的时候，茂盛多了。
“你还记不记得，”我妈说，“你小时候，阳台上也养过一株吊兰，你每天去浇水，比什么都上心。”
“记得，”我说，“后来搬家，忘带了。”
“对，”我妈说，“搬家忘带了，你哭了，我记得，你哭了好一会儿。”
我想了想，说：“那是我那时候唯一一件放在心上的东西。”
我妈沉默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