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担心宝宝的健康’。而‘灾难化思维’，则是我们的大脑在焦虑时，容易产生的、****的最坏想象，比如直接从‘肾盂分离待观察’跳到‘宝宝出生后需要大手术’。当我们能区分这两者，就可以尝试在灾难化思维出现时，gently（温和地）把它拉回来，问自己：支持这个最坏结果发生的证据是什么？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医生是怎么说的？事实和数据是什么？”
杜云给了林晚一个简单的“情绪记录”练习：不需要复杂，每天抽几分钟，记录下自己感到焦虑的时刻，当时想到了什么（灾难化思维），然后尝试用更客观的事实去回应它（比如“医生说了，绝大多数是生理性的，四周后复查再看”）。
她也建议林晚，可以尝试用笔写下那些无法对陆景琛言说的恐惧和压力，作为一种宣泄。同时，杜云也肯定了她对笑笑的愧疚是母爱的自然体现，并建议她可以在状态稍好时，和笑笑进行一些简短的、高质量的互动，比如让她帮忙给未来的弟弟妹妹选一样小礼物，或者一起看一本关于小宝宝的故事书，让笑笑参与进来，减少她的被忽略感。
“关于陆先生，”杜云最后说，“我建议，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下次咨询后，我们进行一次三方的简短交流。我可以向他提供一些更有效的支持方式，不是要改变他的关心，而是帮助他把关心，用更能被你接收到的方式传递出来。”
第一次咨询，持续了五十分钟。结束时，林晚的眼睛还红着，但胸口那种沉甸甸的、堵着的感觉，似乎松动了一些。她并没有立刻感到豁然开朗，但至少，她感觉到有人真正听懂了她的混乱和恐惧，并且告诉她，这些感受是正常的，可以被理解的，也是有方法去应对的。
陆景琛一直在书房里焦灼地等待。看到林晚出来，他立刻迎上去，仔细观察她的神色，小心翼翼地问：“感觉怎么样？”
林晚看着他那紧张的样子，想起杜云说的“解决问题模式”，心里忽然没那么沉重了。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但杜医生，她好像能明白。”她没有说更多，但陆景琛从她稍微舒展的眉宇间，看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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