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退后一步，重新立正，抬手敬礼，“训练团的事，我改的课目我会负责到底。委员长如果不满意，那就把我撤职吧。”
蒋校长看着眼前这个瘦削挺拔的年轻人，没有说话。他太了解顾长柏了，这个人既能带兵打仗，也能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来不在他面前弯腰，也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承诺。
良久，他长出了一口气，摆了摆手说：“罢了。既然改了，就好好办，别把学生教成两头不靠的东西。”
他又补了一句，语气里带着罕见的无奈，“你说得对，我们输得太久了。可是你先得让我把围剿打完，北边还有那个大个子……”
他转身往寺里走，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顾长柏一眼，忽然问：“你那个对日作战课目，可以让塞克特他们帮着看看。德国人虽然现在跟日本人眉来眼去，但论训练，他们还是世界上最好的。”
顾长柏微微一笑，敬了个礼，“委员长英明。”
蒋校长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对外战争的大胜啊，他也是真的想得到，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这是无上的荣耀。
历史上，1928济南惨案之后，他心里已经钉死：日本绝不是可以长期妥协的邻居。
他在日记里写道：倭之所求，土地、经济、民族之生命，终不能相容，中日必有一战。
同时极度悲观的表示：以今日国力，日可三日亡我中国。轻启战端，速中国之亡。
九一八之后他日记反复自责，但是依旧坚持：一时意气开战，只会早早亡国。
长城抗战打完，签《塘沽协定》，他非常清楚停战只是喘息。日记里面非常典型一类句子：倭决无满足之日，退让一次，必得寸进一尺。今日之安宁，不过一两年之暂局。
由此可知，他坚信中日必有一战，但他希望可以拖下去，好有充足的时间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