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更被软禁在颐和路那栋小楼里已经好一个多月了。
南京的春天过得很快，马上就要夏天了。
他的左腿在审讯时被打断过，虽经得到众人施压勉强得到医治，但骨头接得不好，走起路来还有些跛。
楼下的卫兵换了好几茬，每一茬都是黄埔后辈，见了他都恭恭敬敬地叫一声“陈学长”，但枪口从来不离开他的背影。
这些天来劝降的同学络绎不绝。宋西濂来得最勤，每次来都带一包治腿伤的药膏，坐在他对面聊湘乡老家的腊肉，聊黄埔岛上的芒果，聊长城抗战的炮声，就是不聊政治。
他知道宋西廉是真心拿他当兄弟，但也知道这个兄弟在校长面前从来不敢说一个不字。
黄维来的时候板着脸，说了一大通道理，被陈更几句调侃顶了回去，气得摔门就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把手里的一包药膏搁在桌上，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
最让他意外的是关麟征，这个黄埔同期的“关铁拳”在长城抗战中打得最狠，来劝降的时候也最直率，直言陈更回来直接就是军师长，两人一起打回东北。他笑着拒绝了，关麟征临走时狠狠拍了拍他的肩膀，差点把他拍趴下。
不过他在这里吃的不错，每天牛奶，黄油面包，一个人吃四菜一汤，还有书看，但他仍是归心似箭。
这天夜里，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雨。狂风卷着雨点砸在玻璃窗上，街面的路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楼下的岗哨卫兵缩在门廊里避雨，警戒松懈了大半。
组织的联络员借着给小楼送补给的机会潜入进来，塞给他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国军上尉军装和一张盖着南京警备司令部印章的出城通行证，低声叮嘱：后巷围墙矮，墙外备好了黄包车，出城直奔下关码头，连夜坐船走。
陈更把军装压在枕头底下，照常熄灯就寝。待到后半夜雨势最猛、风声最紧的时候，他摸黑起身，借着窗外偶尔划过的闪电飞快地换上了那套上尉军装，扣好风纪扣，戴正军帽，对着镜子照了片刻。
镜子里那张脸比几个月前瘦了一圈，颧骨凸出，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然是当年在黄埔岛上一样，热忱。
他轻手轻脚摸到后窗，老式木窗的插销早已被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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