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孙科坐在行政院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辞呈草稿。
他提起笔，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搁在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对站在窗边的陈铭枢说了一句：“这一个月太累了，他想当就让给他了。”
他接手行政院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但他没想到烫到这个程度。
蒋校长下野前把能带走的全带走了，账册、人事、现金，连财政部的茶房都预发了三个月薪水遣散回家。
宋子玟临走时在国库账面上留了一笔一千万元的银行欠款，新任财长黄汉梁打开国库大门，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这辈子大概都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国库。全国每月军政开销至少需要两千两百万银元，而真正能收上来的税款只有上海一地每月六七百万的关税和统税，收支缺口高达一千五百万以上。各省的税款？东北沦陷，关外税收几乎全部丧失；阎西山在山西截留，陈济唐在广东截留，四川、贵州、云南各地都有人截留。
各地军阀把税收当成自己的私房钱，没有一个子儿上缴南京。他这个行政院长，名义上管着全中国，实际上连下个月的军饷都发不出来。
他也想过强硬。对日强硬，对内改革，收复东北，励精图治。
这些口号他在广州喊了好几年，掷地有声。可如今坐在行政院的椅子上，他才发现口号和现实之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给张少帅发电，要求东北军反攻，张少帅回电说部队损失惨重，弹药补给困难，并无反攻之条件。
他翻遍国库账本，连买子弹的钱都没有。他给何英钦发电，要求调动中央军北上增援，何英钦客客气气地回电说部队正在休整，尚需时日。
他后来才知道，何英钦每个星期都派人去溪口向蒋校长汇报军务，他孙科签发的每一道军令，在发出去之前就已经被溪口的人看过了。
财政部长没有钱，军政部长调不动兵，外交部长拿不出对日方案，他这个行政院长，除了签字盖章，什么都干不了。
他去上海找过银行家们，想让江浙财团认购一笔公债救急。
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在客厅里请他喝了杯茶，礼数周到，态度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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