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道，“刚收到总干事办公室转来的非正式提醒，来自……嗯，更上层的关切。内容是，要求对涉及中国文化财产的敏感案件，在处理红色通报申请时，需‘格外审慎’，充分考虑相关国际公约及避免对国际司法合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助手的声音很轻，但杜邦明白其中的分量。这“更上层”的关切，可能来自法国外交部，甚至更高。
压力从两边来了。杜邦深吸一口气。她点开内部通讯系统，向负责审核逮捕令和法律文书的同事发送了查询：“核实美方就‘莱拉·阿尔-曼苏里’案签发的逮捕令或同等司法文件状态。”
几分钟后，回复传来：“已核实。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已于两小时前，基于FBI提交的宣誓书，签发了对莱拉·阿尔-曼苏里的逮捕令。文件已正式录入系统。”
最后一道形式障碍也清除了。杜邦看着屏幕上那张冷漠而美丽的侧脸照片，又看了一眼旁边打开的、关于中国政府追索请求和中国律师发来法律意见的摘要窗口。她必须在机构规则、成员国压力、案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内心那点模糊的疑虑之间，做出决定。
“通知美方联络官，”她最终开口，声音平静而职业，“红色通报申请进入最后审核流程。鉴于案件涉及文物归属争议及可能的外交敏感性，秘书处将在发布通报时，在备注栏添加一条说明：‘本通报涉及物品的最终所有权存在争议，相关方已提出正式追索请求。各国执法机构在依据本通报采取行动时，应知悉此背景。’”
这已经是她职权范围内，能为“审慎”二字做出的最大努力了。一条不痛不痒的备注，或许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是一个姿态，一个留在纸面上的提醒。
“另外，”她补充道，“将中国政府的追索请求摘要及律师函摘要，作为关联信息，附在案件档案中，供成员国执法机构在具体处理时参考。”
“明白，杜邦女士。”助手快速记录，转身去处理。
杜邦女士最后看了一眼那份厚厚的申请文件，鼠标移动到“审核通过，提交发布”的按钮上。指尖悬停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她仿佛看到了照片上那个女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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