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能不记恨？”有人小声嘀咕。
“记恨也得去试试！”二舅咬牙道，“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要什么脸面？他不帮忙，咱们就真的一点指望都没了。再说了，咱们这次是去求，是去说好话，是去讲道理！把咱们的难处，一五一十告诉他，哭，求，下跪都行！我就不信，他心真是铁打的？他就一点不顾亲戚情分？”
“可咱们连他们在哪都不知道，电话也打不通，怎么找？”三姑问。
这又是个难题。王海一家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老房子锁着门，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亲戚们尝试过各种办法打听，但都一无所获。陈默安排的地方，隐蔽性和私密性都很好，不是他们能轻易找到的。
“找！发动所有人找！”堂哥发狠道，“他王海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还能上天入地不成？总有认识他们的人，总有邻居看见过！咱们分头去问，去堵，去他以前上班的地方打听！我就不信找不到！”
“对！找！”二舅也下了决心，“不光要找王海，也要找王守业和李秀兰！他们年纪大了，总不能一辈子躲着不见人！他们总要出门买东西，总要看病拿药！总能找到！”
一场针对王海一家的、地毯式的、带着绝望和最后期待的“搜寻”与“围堵”计划，在破产的律师费筹谋失败后，再次展开。这一次，目标更加明确：找到人，然后，用尽一切办法，哭、求、说理、下跪，无论如何，也要从王海那里，“问”出一条能拿回钱的“门路”，或者，至少让他“帮忙垫付”一部分律师费。
他们并未意识到，或者说刻意忽略了，这种纠缠本身，就是一种更深的伤害和逼迫。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山穷水尽的绝望，却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王海家的困境和界限。他们将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再次理所当然地压向他们认为“有能力”、“有责任”的亲戚身上，哪怕对方已经明确拒绝，哪怕对方自身也伤痕累累。
与此同时，在陈默提供的临时住所里，王海也并非完全高枕无忧。他依然保持着警惕，通过父母那部偶尔会开机的旧手机（新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以及从其他渠道（比如以前关系尚可、尚未完全撕破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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