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冲在最前面。李承业来了之后，不到一个月，马校尉就被调走了，说是‘另有任用’。实际上是被挤走了。李承业用钱开路，打通了府城的关系，硬是把自己塞进了校尉的位置。”
“一个没打过仗的公子哥，当了我们的校尉。”赵大虎的声音里满是讽刺，“他上任第一天，就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说‘本将不才，奉旨领军，尔等须当戮力同心，共保边疆’。那些话背得滚瓜烂熟，跟戏文似的，但一句人话都没有。”
张不言没有插话。他知道，赵大虎要说的不是这些。
“头几个月，倒也相安无事。李承业不管事，把军务都丢给副手，自己每天在营房里喝酒、听曲、玩女人。他从府城带了两个歌妓来，日夜笙歌，把军营当成了他的别院。我们这些当兵的，敢怒不敢言。”
“真正出事，是在那年冬天。”
赵大虎拿起陶罐，发现酒已经喝完了，摇了摇，罐底只剩一点残液。他把陶罐放在一边，从干草堆上拔了一根草茎，咬在嘴里，慢慢地嚼。
“那年冬天，北凉来了一个大部落的骑兵，三千多人，想从青狼关破关南下。消息传到烽燧，我派人快马加鞭去给李承业报信，让他赶紧派兵增援。我等了一天一夜，援兵没来，连个回信都没有。”
“第二天，北凉的骑兵到了。三百多人，黑压压一片，从雪原上涌过来，像一群饿狼。我手下只有二十八个能打仗的弟兄，加上伤员和老弱，不到四十个人。我们守了一天一夜，箭射光了，滚石砸完了，连烧开水的锅都砸了往下扔。”
“第三天早上，弟兄们跟我说，什长，撑不住了，撤吧。”
赵大虎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沉淀了五年，没有消散，反而越积越厚，像一层硬壳裹在他的心脏上。
“我没有撤。我说，烽燧丢了，北凉的骑兵就能长驱直入，后面的几个县城全都要遭殃。咱们多守一天，后面的百姓就多一天时间跑。弟兄们听了，没人再提撤的事。我们把最后几把刀磨快了，把能当武器的东西全堆在垛口上，等着北凉人上来。”
“那一仗，我们守住了。”
赵大虎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但随即又落了下去，像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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