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右手腕。但他有预留的撤退车辆，跑了。”
戴笠沉默了很久。沉默的时候他有一个习惯——用食指反复摩挲牛奶杯的杯沿。杯沿上有一道小小的缺口，是瓷器烧制时留下的瑕疵。
终于，他站起身来，背着手走到窗前。窗外的法国梧桐树在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树叶在他的丝绸睡袍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光斑。
“如果何部长死在上海——”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是自言自语，“整个特务处都得陪葬。委员长会把上海站从上到下全换一遍。包括我。”
他转过头，看着郑耀先。
“这件事，你来扛。”
六个字，简单直接。
“我给你最高级别的行动令——上海站所有人、所有资源，你都可以调动。李焕章的行动组也归你指挥。情报、通讯、后勤，你要什么给什么。但是——”
他走到郑耀先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力度不大，但分量极重——这一拍里有信任，也有警告。
“如果失败了——没人会帮你背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成了是戴笠的功劳。败了是郑耀先的命。在特务处，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功劳往上汇，责任往下沉。
但郑耀先没有犹豫。
“明白。”
“好。”戴笠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盖着红色大印的文件——最高级别行动令。上面有戴笠的亲笔签名和特务处的钢印。这种文件整个上海站存量不超过五份——每一份都意味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拿着。”
郑耀先接过文件，折好放进内衣口袋。和密报贴在了一起——一份是日本人的暗杀计划，一份是中国人的反暗杀授权。
他转身准备离开。
“耀先。”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
戴笠站在书桌后面，手里又端起了那杯凉掉的牛奶。晨光照在他脸上，映出了眼角几道不易察觉的细纹——这个掌握着整个情报系统的男人，其实也已经不年轻了。
“那条蛇——断了一只手的蛇——比完好无损的蛇更危险。”他说，“因为受伤的蛇不会再理性地计算得失。它只有一个念头——反咬。不顾一切地反咬。”
“我知道。”
“你最好是真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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