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上海滩，被浓重而湿冷的江雾严密笼罩。黄浦江面上的轮渡汽笛声显得沉闷而悠远，街道两旁法式梧桐残存的枯叶上挂满了冰冷的露水，整座庞大的城市坐落在一片压抑的灰色肃杀中，死气沉沉地缓缓醒来。
尽管郑耀先在昨日深夜便下达了特级无线电静默令，要求各潜伏电台无限期停机。然而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联络只能依靠黄包车夫和皮包商人的动荡年代，紧急指令的层层下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致命的时差。
公共租界边缘，一处由废弃皮革厂改造成的贫民区老弄堂深处，光线阴暗得仿佛黄昏。
在一间低矮、散发着霉烂和皮革酸气的阁楼内，军统上海区外围联络站的报务员小王，正坐在一条用铁丝勉强扎住的摇晃木凳上。他只有二十岁出头，是两年前从沦陷的东北流亡到上海的青年，满脸书生气，右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浸泡在湿冷空气中长满了绛红色的冻疮。昨晚因为日特宪兵在主干道街口临时设卡盘查，前去传送静默口信的军统交通员被死死堵在了两个街区之外，未能按时将郑耀先那道“违令者枪毙”的铁律送达。
小王拉开袖口，看了看手腕上那只表盘磨损严重的廉价旧表，分针正好指向了清晨六点整。
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发报窗口期。
“时间到了，必须把昨晚侦察到的日军吴淞口守备队兵力调动情况发给总部，迟了就没用了。”小王自言自语地低声念叨了一句。
他咬了咬冻得发青的嘴唇，弯下腰，伸手拉开了地板底部一块松动的隐藏木板，小心翼翼地抱出了那部笨重的美式十五瓦发报机。他插上电源，接通了昨晚偷偷拉在屋顶晾衣绳之间的隐蔽铜丝天线。
随着他有些僵硬的手指熟练地按在黑色胶木发报键上，滴答、滴答的清脆高频电码声，在死寂而潮湿的阁楼里有规律地响了起来。每一个跳动的字节，都是他对抗击日寇的无声怒吼。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按下第一个字符的电光石火间，距离这条老弄堂不足三个街区的马路拐角处，一辆通体漆黑、没有悬挂任何牌照的重型卡车突然在路边刹车。
车顶正中央的环形天线在一瞬间仿佛嗅到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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