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病理性固着，甚至引发替代性心理依赖，进一步****。”
建议一栏写着：“强烈建议暂缓或终止该项目。如坚持进行，必须强制林氏夫妇接受同步的、长期的心理治疗，并签署详尽的知情同意与风险自担协议。且需建立严格的‘接触频率’与‘心理健康监测’机制。”
刘丹坐在肖尘对面，脸色凝重：“专家的话说得很重。这不是情感慰藉，这可能是在制造一个‘情感牢笼’，把他们永远锁在初夏去世的那一天。”
“他们不会放弃的。”肖尘说，他想起沈静那双燃着绝望渴望的眼睛，“如果我们不做，他们可能会寻找更不靠谱的技术，或者彻底崩溃。”
“所以，我们是在两害相权？”刘丹苦笑，“做，可能害了他们。不做，也可能害了他们。而且，如果我们做了，无论结果如何，‘故土’都会和‘利用极端情感牟利’、‘制造数字毒药’的指责绑在一起。”
“但这也是‘故土’必须面对的真相。”肖尘拿起报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纸张边缘，“我们提供的，从来不是解药，只是一种存在形式。一种新的、好坏未知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替用户决定哪种痛苦更可承受，我们只能把可能性、以及它全部的阴影，都摊开在他们面前，然后，把选择权，连同后果，一起交给他们。”
“这很残酷。”刘丹说。
“失去本身，就是最残酷的。”肖尘的声音很平静，“我们只是在残酷的废墟上，尝试种点东西。种下去的是什么，会长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
最终，他们决定推进，但戴上最沉重的镣铐。刘丹将与林氏夫妇进行第二次、更加直面风险的谈话，并引入强制心理治疗作为合作前提。肖尘则在技术方案中，加入了更复杂的“边界”设计——比如，AI会“无意”地提及时间流逝（“今天太阳真好，像春天”），会“好奇”地问起父母今天做了什么（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甚至，在检测到父母情绪长时间极端低落时，会触发内置的、温和的“鼓励与现实锚定”对话。
他们在尝试建造一个“会自我反思的牢笼”，一个“鼓励囚徒看向窗外的心灵枷锁”。这其中的伦理与技术悖论，让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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