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策略。对赵永明，可以用他女儿的安全做筹码，但要合法，不能胁迫。对赵磊，他已经暴露了‘园丁’的部分通讯模式和行为特征，我们可以用这些信息，结合公开的学术圈和退休专家数据库，做交叉画像。我认识几个行为分析专家，可以帮忙。”老周说。
“画像工作老吴在做，但进展有限。有专家协助最好。”陈墨点头。
“第三，徐曼曼案。目前的监控和保护措施，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徐曼曼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加强保护是合理的。但周明轩目前没有明显违法行为，我们无法对其采取强制措施。长期监控，一旦暴露，可能引发侵权诉讼。我们需要一个更坚实的介入理由，或者，想办法让周明轩自己暴露。”老周看向寒晓东。
“郑医生在尝试对冲周明轩的心理引导，同时我们收集他可能不当行为的证据。比如，如果他试图诱导徐曼曼签署任何文件，或者进行非常规医疗操作，我们就可以介入。”寒晓东说。
“这需要时间，且不确定。我有个想法。”老周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打印的法规，“根据《精神卫生法》和《残疾人保障法》，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非必要的、可能影响其认知的‘心理辅导’或‘康复训练’，需要特别许可，且不得由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周明轩有没有心理学或医学背景？”
“没有。他是电子工程背景。”寒晓东说。
“那么，他频繁接触徐曼曼，并进行看似‘引导性’的对话，可能涉嫌违规。我们可以通过康复中心，以‘规范访客行为，保护患者权益’为由，对他提出限制，比如要求他在有专业人员在场的条件下才能与徐曼曼单独交谈，或者要求他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心理健康评估。如果他拒绝，或表现异常，就给了我们进一步调查的理由。如果他配合，也会增加他操作的难度和成本。”老周说。
“这个办法好。既合法，又能施加压力。康复中心那边，郑医生可以推动。”陈墨赞同。
“另外，关于吴医生。她涉嫌非法提供处方药物和参与非法人体实验，但目前证据不足。我建议，申请对她的通讯和财务进行监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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