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六月，奉天城的暑气在入夜之后渐渐散去，晚风穿过帅府的庭院，吹动檐下的灯穗轻轻摇晃，带来几分难得的清凉与安宁。
今日是奉军十五万整编完成、三省防务全面落定的大日子。
为了庆贺大局初定，也为了与家人安稳一聚，我在内堂设了一桌简单的家宴，没有文武官员，没有外客应酬，只有一家老小围坐一桌。
桌上摆的都是东北最寻常的家常菜，气氛温和松弛，全无平日里军政会议的肃杀。
席间，家人们闲话家常，气氛融洽，而我的目光，却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张学良的身上。
十九岁的年纪，留德五年归国，身姿挺拔，眉目英挺，一身笔挺的军装衬得他气度沉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我护在身后的少年。
五年德国军事与工业熏陶，让他身上既有军人的严谨，又有青年将领的锐气，更难得的是，眼神清亮坦荡，全无历史上后来的迷茫与摇摆。
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人，比谁都清楚，眼前这个孩子，曾经背负过怎样沉重的历史。
东北的沦陷、家国的破碎、无数人的牺牲与遗憾，我绝不能让它在这一世重演。
所以这一晚，我必须和他好好谈一次。
一场真正掏心掏肺、关乎东北未来、关乎奉系存亡、关乎父子传承的长谈。
家宴将近尾声，家眷们陆续告退，内堂的灯火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我与张学良二人。
仆役轻手轻脚撤下碗筷，换上一壶得恰到好处的高粱烧酒，两只素白瓷杯，一碟盐炒花生，一碟酱牛肉，简单、朴素，却最适合静心说话。
我抬眼朝他轻轻摆了摆手，褪去一身大帅威严，只剩下父亲的温和与沉稳：“汉卿，你留下，陪爹喝两杯。”
张学良微微一怔，随即躬身应声：“是，父亲。”
他在我对面端正坐下，腰杆挺直，坐姿严谨，既有军人的规矩，也有对长辈的恭敬。烛火轻轻跳动，映在他年轻的脸庞上，轮廓分明，目光清澈，我看着他，心中百感交集。
我提起酒壶，亲自为他斟满一杯，再给自己满上，放下酒壶，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语气平静而真诚：“今日不说军务，不讲防务，不谈兵戈。就咱们父子俩，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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