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作，搞金融的。
“您呢？”
“我？教了三十五年中学语文。去年离的婚。前夫脑梗住院了。”
“那您——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看得出来。”
这之后碰到的次数多了。
不是刻意。
小区就那么大。
有时候在门口碰见打个招呼。有时候在超市碰见聊两句。
有一回下雨，他没带伞，我多了一把就塞给他。
“下次还我。”
“好。”
过了三天他来还伞。
带了一盒绿茶叶。
“还伞加利息。”
“什么利息？”
“信阳毛尖。我女儿从北京寄来的。我喝不完。”
“那我收了。”
就这么慢慢地、不咸不淡地，多了一个说话的人。
五月。
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接到了赵明珠的电话。
“周老师，陈叔叔病情反复了。今天发了高烧，怀疑是肺部感染。”
“严重吗？”
“正在用抗生素。但他年纪大了心脏功能也不太好,得密切观察。”
“我晚上去看看。”
当晚去了医院。
陈德福躺在床上，输着液。
脸色蜡黄。
比上次看见的时候又瘦了。
“美——芳。”
“别说话。先治病。”
“我——没事。”
“你有事也不许说没事。”
他笑了一下。
笑得很吃力。
我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
期间他的手一直放在被子外面。
左手。
能动的那只。
我没有握。
走的时候我跟赵明珠交代了：“有什么变化随时告诉我。费用不够了说一声。”
“好的。”
出了医院我给陈磊打了电话。
“你爸的情况不太好。你能请假吗？”
“我跟领导说说。”
“别太勉强。他现在有陪护有医生。你要是来不了，我盯着。”
“妈——你不用替他操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