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签。”
我把授权书往墙上一按，从兜里摸出笔，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王建国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愣了一下才伸手来接授权书。我手指一收，没给他。
“别急，我有三个条件。”
王建国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扭头看向走廊尽头——顾北辰不知何时又折返回来，靠在墙边，双臂交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说说看。”顾北辰说。
“第一，我每天要见我父亲一次，确保他还活着。”我竖起一根手指，“第二，这套程序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你必须放他走，并且提供完整的医疗记录和后续治疗。”
“第三呢？”
“第三——”我顿了顿，把授权书对折塞进自己口袋里，“这套程序的所有记录，包括视频、音频、评估报告，我都要一份完整的副本。你没有拒绝的权利。”
顾北辰没有立刻回答。他用那种学者的审视目光打量我，像是在权衡一枚实验品是否值得给予更多自由度。半晌，他笑了。
“可以。前两条没问题，第三条——”他轻轻摇头，“部分内容涉及我的核心技术，不能给你全部。”
“那就给我不涉及核心技术的部分。”我说，“我只是想留个底，看看自己到底被折腾成什么样了。”
“成交。”
顾北辰伸出右手，我看着他的手，没有握，而是转头对王建国说：“带路吧，早弄完早收工。”
王建国看向顾北辰，得到对方点头示意后，转身在前引路。我跟着他穿过走廊，经过一间间紧闭的房间，拐了两个弯，来到一扇标着“认知评估室”的门前。
推门进去，是一个大约二十平米的房间，布置得像一间普通的心理咨询室——舒适的沙发、柔和的灯光、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几本书和一盆绿植。如果不是天花板四角都装着摄像头，我差点以为这是某个咖啡馆的包间。
“请坐。”王建国指了指沙发，他自己则坐到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平板电脑和一本记录册。
我坐下，靠在沙发上，打量了一下房间。摄像头至少有四个，这意味着所有画面都会被录制下来。我注意到桌角有一排小字——“华东大学心理研究所专用设备”。
“你们和华东大学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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