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落款处盖着一个鲜红的公章。
公章上是一个名字——赵刚。
我把那份报告拿在手里，站在暗格前，手电筒的光落在纸面上，照亮了那个红色的印记。印章的油墨已经有些晕染，但赵刚两个字依然清晰可辨。我翻到第二页，上面是一段手写的批注，字迹和前面那些工整的打印体截然不同——倾斜、用力、收笔处带着明显的情绪：
“沈卫国心理评估出现严重偏差，建议暂停其参与劳动改造项目，转入单独观察。该员近期行为异常，怀疑与外部人员存在违规接触。建议由狱政科进一步调查。”
落款签名处，也是赵刚。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赵刚，那个给我送汤喝的赵叔，那个在我父亲入狱后一直照顾我家的赵叔，那个在几个小时前泪流满面地说自己“被逼无奈”的赵叔。
他在这件事里的角色，远不止“被迫做伪证”这么简单。
我翻到第三页。是赵刚提交给狱政科的一份“情况说明”，日期是2013年9月12日——父亲被捕前十三天。内容概括起来很简单：沈卫国近期情绪不稳定，多次与其他在押人员发生冲突，私下打听监狱管理漏洞，疑似有越狱倾向。
全是假的。
但这份报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是一份通话记录。省监狱内部电话系统的话单，记录的是2013年8月到9月之间，父亲拨打过的所有外线电话。一共七通，全部拨向同一个号码。
那个号码我认得。
是顾北辰十年前使用的手机号。
一阵凉意从脚底漫上来，顺着脊柱攀到后脑。我盯着那份通话记录上打印出来的日期和时间，脑子里飞速运转。父亲为什么会给顾北辰打电话？他们是五年前就认识的，顾北辰是他的学生——但为什么在入狱前一个月突然频繁联系？
除非，父亲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了顾北辰在利用他做实验，所以去质问，去警告，去试图阻止。而顾北辰将计就计，利用父亲打来的这七通电话，反手制造了一份“沈卫国与外界可疑人员密谋越狱”的证据。
而父亲根本没有机会自证清白——因为通话记录是真的。
我合上报告，没有继续看下去。手电筒的电池开始变弱，灯光比刚才暗了一些，在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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