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印刷厂厂区大门时，天已经彻底亮了。
阳光穿过远处居民楼的缝隙，在柏油路面上投下一道道斜长的光柱。路上的行人开始多起来——上班族拎着包子豆浆匆匆赶路，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巷口窜出来，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汽，在晨光里像一团团棉花糖飘散。
一切都那么正常。正常得像暴风雨来临前海面上那层虚假的平静。
我站在印刷厂门口的路边，没有立刻走。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六点三十一分。距离周志强离开家已经过去了近四个小时，距离林峰的捷达被烧毁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距离我拿到这枚U盘还不到十分钟。时间线收束得越来越紧，像一根绞索在我脖子上慢慢收紧。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没有打车。我沿着路边向西走了大约三百米，在一个公交站台停下来，看了一眼站牌——22路公交车，途经六个站，终点就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我投币上车，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上的乘客不多——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低头刷手机，两个穿校服的高中生在后排打闹，一个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坐在前门附近打瞌睡。
我靠在座椅上，让身体随着公交车的行驶节奏微微晃动，同时用余光扫了一遍车厢内的所有乘客和窗外的情况。没有跟踪车辆，没有可疑人员，公交车上也没有人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两秒。目前还是干净的。
我把手伸进口袋，握住那枚U盘，拇指在金属外壳上来回摩挲了两下。老周在印刷厂地下室留下的这条线索，和他在铁匠弄地下室烧掉的文件、丢在垃圾堆里的夹克、塞进门缝里的手铐钥匙，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行动链。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收网。
而我是那张网里的梭子鱼——被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等着把网的末端拉紧。
公交车行驶了二十分钟，在刑侦支队门口的站台停下来。我下车，站在站台上，抬头看了一眼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六层，外墙上挂着国徽，门口有岗哨。我在警校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正式刑警的身份走进这栋楼。但今天我不是以刑警身份来的，也不是以“沈卫国之子”身份来的。我今天是以一个走完了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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