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街老店，平时一天一百二十个客人，今天七十二个。少了四十八个。钢铁厂店更惨，往常下班时间挤满工人，现在门可罗雀——那些下了班的工人，全骑着自行车往中山路去了，车筐里空着去，装着回来。纺织厂店一上午只卖了六单，加起来不到二十块钱。联营店的情况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问顾明远。
四家店，客流平均下降四成。营收呢？腰斩。
赵强的电话又来了。这次不是发抖，是吼。
“哥！你到底管不管？！”
我赶到江城的时候，赵强正坐在商业街老店的柜台后面，眼睛通红，像是一夜没睡。柜台上摊着一张歪歪扭扭的统计表，是他自己用圆珠笔写的——今天的营业额，只有平常的一半。钢镚和毛票堆在一个铁盒子里，看上去不少，一数，七十三块。
“降吧。”赵强看着我，声音里带着哭腔，“哥，我们也降。五块打不过五块，但六块总行吧？六块好歹还有点利润。再这么下去，店开着有什么意思？”
“不降。”
赵强愣住。
“哥，你说什么？”
“不降。”我把那张统计表拿起来，看了看，放下，“郑东海在烧钱。一块钱的电池卖五毛，他每卖一块亏五毛。电子表五块，他每卖一块亏两到三块。一天卖一千块表，亏两三千。一个月亏六万到十万。”
“可他有人啊！东海集团底子厚，烧得起！”
“没人烧得起。”我看着赵强，“降价是饮鸩止渴。今天你把价格降下去，明天就涨不回来了。等他烧不动了，价格回去，客户也回不来了。你以为那些冲五块钱来买表的人，是忠臣？不是，他们是价格客户。谁便宜跟谁走，价格一回去，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赵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而且，”我继续说，“我们跟着降，利润空间没了，现金流断了，连拖的资格都没有。郑东海要的就是这个——逼我们跟进，逼我们自己把自己耗死。”
“那打什么？”赵强的声音低了一些，但仍然紧，“不打价格战，我们拿什么打？”
我走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一支笔。
“打这个。”
那张纸，我写了四条，贴在四家店最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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