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抿了下嘴，像要解释，又忍住了。
上午第一场，我和师姐上台陈述老人赡养案。
台下坐着各地老师，还有不少研究生。梁曼秋站在最后一排，负责递话筒。
提问环节，有个中年男人站起来：“你们这个方案看着漂亮，实际执行谁监督？子女不做，你们还能天天盯着？”
我回答：“不天天盯。我们把照护事项拆成四类，每类对应一个可查动作。医院陪诊有挂号记录，饭菜配送有签收记录，夜间照护有社区巡访记录。做不到，就不是道德问题，是违约问题。”
那男人又问：“家庭矛盾用这么硬的办法，会不会激化亲情？”
我说：“长期把老人丢在医院门口，亲情已经被激化完了。我们做的是把责任捡回来。”
台下有人鼓掌。
梁曼秋站在过道，握着话筒，眼神很复杂。
午休时，她在饮水机旁拦住我。
“你现在说话比以前硬多了。”
我接水：“以前也硬，只是你们不听。”
她低头笑了一下：“我二战报名了，不考沈从砚，也不考湖城。”
“嗯。”
“我妈不让我考，她说我不是读书的料。”
我没有接。
她抬头看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
我拧上杯盖：“你犯的错，该你承担。你要重新考，也是你自己的事，不用向我汇报。”
她沉默很久。
“那天凌晨三点的闹钟，是我故意的。”
我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