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去瑞典公干前一晚，我把她的避孕药换成了叶酸片。
她不会发现的。
两种药片大小相同，颜色接近，我花了三天时间才找到最合适的替代品。
“陈默，我的行李箱你帮我检查一下。”
苏念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没擦干，水珠顺着锁骨往下滑。
我蹲在行李箱前，把那板叶酸片塞进她化妆包内侧的夹层里，和原来那板避孕药放在同一个位置。
“检查好了。”
“证件呢？”
“护照、签证、工作证明，都在前面的拉链袋里。”
她走过来，弯腰翻了翻，确认无误后拉上拉链。
“六个月，够久的。”我靠在衣柜上，语气平淡。
“没办法，瑞典那边项目组缺人手，领导点名让我去。”
她的语气很自然。
如果不是三天前我亲眼看到她手机屏幕上弹出的那条消息，我可能真的会信。
“Erik说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很美，等你来。”
发消息的人备注名是“项目组E”。
可Erik不是她的项目组成员。
我查过。
Erik·Lindberg，苏念所在公司瑞典分部的副总裁，四十一岁，离异，去年九月来中国出差时在公司年会上和苏念有过合影。
那张合影里，他的手放在苏念腰上。
我是在她旧手机的云相册里翻到这张照片的。
那部旧手机，她以为已经恢复了出厂设置。
“早点睡吧，明天航班七点半。”苏念擦干头发，钻进被窝。
我关了灯。
黑暗中，我听见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三年前的苏念不是这样的。
三年前她会搂着我的胳膊睡，会在我耳边说一些有的没的，会把冰冷的脚掌贴在我小腿上。
现在她连我碰一下她的手都会不自觉地缩回去。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把时间线梳理了一遍。
去年八月，她开始频繁加班。
去年十月，她换了手机锁屏密码。
去年十二月，她第一次以“出差”为由在外面过夜。
今年二月，她主动提出去瑞典。
每一个节点都对得上。
凌晨两点，我听见她的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了半秒。
我没有去看。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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