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十，杜荷的第二封直报军书在李世民案头躺了三天。不是被压住了，是李世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几个字。第一遍批的是“属实否”，第二遍批的是“查”，第三遍批的是“召”。
当天下午，一匹快马从太极宫跑出来，直奔公主府。传旨的还是那个姓王的宦官。他站在公主府正厅里，脸上的表情跟之前每一次都一模一样。但这次他多说了一句话。
“杜公子，陛下说让你带上你桌上那摞纸。”
杜荷把四门商税报告的第一版草稿和这几月攒下来的所有原始数据全部装进一个布袋里，跟着王宦官进了太极宫。
偏殿还是那间偏殿。舆图还在墙上。但这次舆图旁边多了一张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是空的。李世民坐在桌子后面，面前的案上摊着杜荷那份军书。军书上被朱笔批得密密麻麻。
“坐。”
杜荷坐下来，把布袋放在脚边。
“你这封军书上说，长安城的商税每年有十五万贯不知去向。这个数字，你怎么算出来的？”
“臣没有算。臣只是把几个数放在一起，让它们自己说话。”
杜荷从布袋里把那一摞数据拿出来，一页一页地摊在桌上。第一页，郑仁泰给的度支司年终商税入账总数，每年约二十五万贯。第二页，王元轨给的右藏署入库清单，杜荷自己根据货物种类和数量反推出来的应税额，每年约四十万贯。第三页，陆元规在西市明算堂帮杜荷核算过的长安四门日均货物进出价值，乘以三百六十天得出的年度估算，四十二万贯。三组数字。来源不同，方法不同，经手的人也不同。但它们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长安城的真实商税规模在四十万贯以上，入国库的只有二十五万贯。
“应税额和入库额之间的差距是十五万贯。这十五万贯不是被人偷了，是被人在四门收税的时候截了。不是一个人截的，是一整套流程上的人各截一段。四门监截一成，太府寺核验截一成，度支司核算截半成，每一层截一点。截到最后，进国库的数字就是二十五万贯。”
李世民把三张纸排成一排，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杜荷。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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