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裹着一件深蓝色的厚斗篷。斗篷的帽沿压得很低。雪花积在帽沿上，化了一半，把他的半个脸遮在暗处。斗篷的下摆上沾着雪水。靴子是官靴。靴底磨得不均匀——偏内侧磨损比外侧重。这是长年站朝堂的人才会有的站姿磨损。
“请问杜先生在家吗？”
声音很低。但很稳。有一种刻意压低的礼貌。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在问一个疑问句。
杜荷从正屋的门口走出来。“在。是哪位？”
来人把帽沿推起来。炭盆的火光从书房门缝里漏出来，照在他的脸上。一张在朝堂上站了半辈子的脸。鼻子很高很直，眼睛很窄很小，嘴唇薄得像用刀在脸上划了两道口子。不是褚遂良的长相还能是谁。
褚遂良。中书侍郎。弘文馆学士。李世民最信任的书法眼——当年李世民每次写重要诏书都要让褚遂良帮他看一遍字迹。不是看内容。是看字迹。因为字迹里藏着一个人的情绪。一个正在写诏书的皇帝的情绪，不能被任何外人捕捉到。李世民用褚遂良的眼睛来确认自己写在纸上的情绪没有泄露任何多余的东西。这是一种极高级的信任。比让一个人批奏折更高。
而正是这个人，在三个月前跟赵国公联合署名了度支清核的奏疏。现在他站在杜荷的侧门外，身上的雪还没有拍干净。
“褚大人。深夜来访，有何贵干？”
“雪太大了。走到这里走不动了。借杜先生的火烤一烤。”
杜荷看了一眼薛仁贵。薛仁贵手里的宣花斧没有松。但斧刃往下垂了半寸。这是他的警戒分级：垂半寸是“可以让他进来但我不走远”的意思。
杜荷把褚遂良让进了书房。炭盆里的火正旺。褚遂良在火盆旁边坐下，把斗篷解了搭在椅背上。斗篷化下来的雪水滴在青砖地面上，汇成一滩很小的水渍。他没有靠在椅背上。他坐在椅子的前半截上，后背挺得很直。一个在朝堂上站了二十年的人，即使在别人家的火盆前面也不会往后靠。
“茶还是酒？”杜荷问。
“茶。浓一点。不要放糖。”
城阳从书房另一头走过来。她手里还拿着针和线。她看了褚遂良一眼，没有行礼，也没有说话。只是把针线篮子放到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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