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把弓从地上重新横放回膝盖上。这个动作做完之后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敲打。不再是教导。是一种接近托付的口吻。
“西域的事——度支司去推。太府寺去核。明算堂去存。但兵部在西域有十二年的根基。十二年的根基不能因为一个铜符切换槽就全部废掉。朕今天在正殿上没有批你的军粮中转仓——不是因为那个仓不该建。是因为你把它放在了龟兹以南紧贴接入点的位置。那个位置不行。但军粮中转仓的思路本身——可以留。换一个地方。换到疏勒。疏勒在西域的西端，离龟兹的接入点足够远。度支司管商税数据，兵部管军粮调度。这两条线在疏勒不交叉。你要面子——朕给你面子。疏勒军粮中转仓由兵部全权督办。监造人你自己选。但监造名册报太府寺段尚备案。”
长孙无忌沉默了一会儿。疏勒——在西域最西端。天山南路的最尽头。离龟兹将近六百里。这个地方设军粮中转仓在地理上确实有军事价值——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从天山北麓往西延伸，疏勒是安西军镇最远的前哨补给站点。把中转仓放在疏勒，对长安来说是一步远棋。对赵国公来说——是把他西域的影响力从龟兹核心圈抽出来放到了一个遥远的尽头。面子给了。面子在一个六百里外的边境军仓上。实权——商税数据、赤铜符接入、龟兹度支分署的核算——全部留在了杜荷的度支直报体系里。
这是一道典型的李世民裁决。受惠双方都拿到了东西。杜荷拿到的是一整套制度的基础框架和调度权。赵国公拿到的是一个边境军仓和一个面子上过得去的退场台阶。但所有人——包括李世民自己——都知道这两样东西的分量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赵国公失去的不是焉耆的监造名额。是他在西域军驿通道上渗透了十几年的信息控制权。从今天开始，安西赤铜符上的任何一次换马和任何一条商税数据——都会经过裴行俭握着的那面铜符，以段尚的核对组能追踪的格式回传长安。
“臣领旨。疏勒军粮中转仓即日由兵部筹备监造。监造名册呈太府寺备案。”长孙无忌说完，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这一礼的弧度比他在正殿上行得还要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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