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五年（958年）腊月初，东京开封府，城西赵府。
腊月的开封，雪后初晴。城西赵府门前的石狮子上还挂着未化的残雪，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湿润的微光。府门紧闭着，门外没有停靠任何车马，没有一名访客的身影——这在这个向来车马不绝的府邸门前，显得异常安静。那安静不是阖府出行的空旷，也不是因节庆而休沐的冷清，而是一种如同潮水退去后、礁石露出了它从未被人看到过的完整轮廓时，才会产生的、那种因长期习惯的噪音源忽然消失而显得格外清晰的寂静。
赵匡胤没有去书房。他在后院那间供奉着太祖郭威画像的小祠堂中，已经独自待了一个多时辰了。
祠堂很小，只有一尊香案、一幅画像、一把旧木椅。门关着，窗关着，只有天窗中透下来的一束冬日斜阳，照在太祖画像那身赭黄袍的衣褶上，如同一道跨越了十数年时光的目光，正冷冷地、沉默地注视着跪在案前的那道背影。
赵匡胤没有上香。他也跪着，脊背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如同一尊正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冷却的石像——不是虔诚，不是忏悔，而是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他预想过无数种结局、却始终没有预料到会以那种精确到每一尺每一寸的裁切度来收尾的交锋之后，独自坐在祠堂中的那把旧木椅上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让那些关于功绩丈量的数字在心中重新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然后像整理旧箭筒一般，将那筒已经被重新排列过序位的羽箭，按新的次序收拢回自己随时可以取用的范围之内。
朝议上那道“赏金百两，帛五十匹，勋官加一级”的裁决来临时，他并没有完全感到意外。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预料到了那个结果。
他真正需要消化的，不是那道裁决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在殿上被宣读时的方式——那个五岁孩子，先说“确实有功”，确认了事实，让所有人都无法以“抹杀战功”来攻击那道裁决的任何立足点；然后，再以一种几乎不改变声调的口吻，用枢密院战报中的几个细节数据，将那道功绩的重量，从那枚他以为至少可以撬动一扇偏门的杠杆，平稳地、不可反驳地转移到了“金帛与勋官一级”的定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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