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李来福成了大队长身边最忙碌的人。不是什么大忙，是那种“说不清干了什么但就是一刻不得闲”的忙。今天跑腿送信，明天端茶倒水，后天搬书整理文件，大后天帮大队长找一副丢了的老花镜——最后发现老花镜就架在大队长自己鼻梁上。李来福没好意思说，大队长也没好意思问，两个人默契地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
用李来福自己的话说，他现在的身份是“高级打杂”。但在外人看来，他就是大队长最信任的小跟班，走到哪跟到哪，进进出出都带着。
八月的溪口，热得要命。
大队长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除了偶尔见见客人，多数时间就是四处走走。李来福陪着大队长去祭了母，上了坟，在坟前站了很久。大队长没说话，李来福也不敢说话，站在后面撑着伞，伞不大，遮住了大队长，他自己在太阳底下晒得后背都湿透了。
祭完母又去游雪窦山。大队长在前面走，李来福在后面跟着，手里拎着水壶、扇子、毛巾，像一只移动的行李架。爬到半山腰，大队长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看着远处的山发呆。李来福把水壶递过去，大队长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问了一句:“你觉得这山怎么样？”李来福愣了一下，他以为大队长在问风景，就说挺好的，挺高的，树也挺绿的。大队长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后来李来福才琢磨过来，大队长问的不是风景，是在想事情。
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他跟着大队长在溪口和雪窦山之间来来回回地走。每天没什么大事，但也没什么闲的时候。说是修养，确实是修养——大队长养精蓄锐，静观时局，为复出做准备。而他呢？他养的是腿——天天跑腿把腿养得特别结实。
九月底，大队长忽然说要出远门。
李来福问去哪，大队长说日本。李来福愣了一下，问去干嘛。大队长没细说，只说是考察。李来福知道这不是考察那么简单，但他没再多问，在大队长身边待了这么久，他学会了一个道理——该你知道的不用问，不该你知道的问了也白问。
九月底，大队长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李来福也去了，拎着行李跑前跑后，给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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