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从绿色跳转为红色。
他坐下来，打开第一个文件夹，开始翻阅。
陆深是真的在看，他确实需要这些1980年至1985年间的对日经济制裁档案来完善后续报告，而且他的阅览记录会被档案库管理系统自动存档，任何明显的“没有实际阅读行为”的异常都会被系统标记。
他必须真的在工作。
同时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下午两点二十三分。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
脚步声在七号隔间门前停住了。
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门轴转动的声音，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指示灯跳转的声音。
然后是寂静。
靳友岱进去了。
只隔着一堵墙。
不到三十厘米的混凝土和铅层。
陆深的手指在文件夹的纸页边缘停住了。
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他发现自己的呼吸比平时快了。
这不正常。
以他的训练水平和身体控制能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从截杀余若音到面见凯西局长....他的心率从未超过每分钟七十次。
但现在，仅仅因为一堵墙之隔坐着一个人，他的生理指标就出现了明显的波动。
这不是恐惧，不是紧张。
陆深闭上眼睛。
前世，国安大楼九层，那些无数个被日光灯照得惨白的深夜。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绝密档案室里翻到靳友岱案卷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寻常的夜班，值班室的同事都在隔壁打瞌睡，他独自坐在狭小的阅览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旧档案。
案卷的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人年轻，意气风发，穿着六十年代风格的西装，站在一栋美式建筑前面，嘴角带着克制的微笑。
那是靳友岱赴美之前拍的。
从那一页开始，陆深仔细读完了靳友岱案卷的全部内容。
三十年的潜伏史。
三十年的孤独恐惧伪装和坚守。
三十年里，这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用一个假身份活了一辈子。
他在AIC的内部会议上发言，为米国的亚洲政策出谋划策，和白人同事握手喝酒打高尔夫。
他在华盛顿郊区买了房子，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樱花树，每年春天看它开花。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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