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一列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专列缓缓驶离了前门火车站，站台上没有欢送的人群，没有挥舞的旗帜，只有几名警卫在寒风中笔直地站着，目送列车消失在华北平原枯黄的地平线尽头。
车厢内，教员靠在卧铺上，手里夹着一支烟，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他把天幕上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在脑子里反复过了好几遍，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和斯大林当面谈清楚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签订一份没有陷阱的新条约，同时探一探毛熊对未来国际局势的真实想法。
与此同时，总理没有随行前往莫斯科，而是留在了北京。
他手中握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另一端连着香港。
鹰国方面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了快一个星期了，住在一家英国人开的酒店里，每天对着维多利亚港的海景喝咖啡，等北京派人来接头。
总理没有急着给他们答复，而是派出了几名精通英语的外交部年轻干部，以东北贸易代表的公开身份经由广州秘密前往香港，与鹰国代表展开非正式接触。
既不拒绝，也不答应，更不留下任何白纸黑字的官方记录。
天幕虽然沉默了，但那道光幕仍然高悬于全球数十座城市的上空，不分昼夜，不增不减。
正是这种沉默，比每天准时的播报更让人心神不宁。全世界各国的情报系统在这段沉默期里反而比之前更加忙碌。
天幕已经播出的内容揭示了中、苏、朝、美四方的层层内幕，可谁也不知道下一次播放的内容会不会轮到自己。
从伦敦到巴黎，从东京到新德里，各国外交部和军情机构都在疯狂地整理天幕已播出的一切内容，试图从中找出任何可能与自己有关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这段天幕沉默的日子里，从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从伦敦、利物浦、马赛，一批又一批在西方留学和工作的龙国专家与留学生，在看到天幕上志愿军用血肉之躯在云山、长津湖和铁原硬扛美军钢铁洪流的画面之后，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回国。
他们中有空气动力学家，有火箭工程师，有核物理研究者，有冶金和化工领域的青年才俊。
每个人都提着简朴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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