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11月，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听证会。
参议院劳工与人力资源委员会，会议室内挤满了人。
长桌前，六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接受质询。
他们代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国际机械师协会等主要工会。
主席台上，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丁格尔脸色铁青。
“亨德森先生，”
他盯着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詹姆斯·亨德森。
“11月5日，底特律工人尊严大游行计划集结五万人，从汽车城广场游行至福特总部。”
“但就在游行前一天，你们工会发布声明，呼吁会员保持冷静，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并取消了原定的支持计划。”
“请问这是为什么？”
亨德森是个六十多岁的壮硕男人，曾经在汽车生产线工作三十年，以强硬谈判风格著称。
但此刻，他眼神闪烁，手指无意识地把玩着桌上的钢笔。
“参议员先生，”他声音沙哑，“我们始终认为，对话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佳途径。”
“福特公司已经同意重新开放谈判，讨论在岗员工的权益保障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大规模街头游行可能激化矛盾，不利于工人长远利益。”
“重新开放谈判？”丁格尔冷笑，“根据我拿到的框架协议，福特承诺在未来两年内，保留现有工会会员中不超过40%的岗位。”
“这意味着至少60%的会员将被裁撤，由难民工人取代。”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权益保障？”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语。
旁听席上，几个穿着工装的失业工人握紧了拳头。
亨德森额头渗出细汗：“这是艰难时期的艰难妥协。”
“如果完全不妥协，公司可能完全退出工会谈判，届时所有会员都将失业。”
“40%的保留率虽然不理想，但至少保住了核心骨干……”
“保住了谁？”丁格尔打断，“据我所知，协议中有一条：被保留的工会会员必须签署自愿放弃集体谈判权的补充条款。”
“这意味着剩下的40%也将失去罢工权，集体议价权，成为事实上的个体合同工，我说得对吗？”
亨德森沉默了。
他身旁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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