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仅签发了各类配合关东军的诏书,更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种以同胞血肉换来的‘安稳’。”
“溥仪晚年写过一本很畅销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加工与美化,他把一切罪过推给了‘被逼无奈’,推给了‘时代裹挟’。”
赵书尧双眼微眯,眼中闪过一丝刺骨的寒意,一行字被重重地敲在屏幕上:
“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感到极度的反胃,我并不相信所谓的被逼无奈,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想去做某件事,有无数种抗争的方式,哪怕学学大明的末代君主,找棵树挂上去,也算是给民族留下了最后一丝体面。”
“可惜,他没有这个血性,或者说,这种对其他民族生命的漠视和冷血,根本就是满清祖传的基因。”
这段推演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先拆掉伪装的无奈,再揭露实质的罪恶,最后将矛头精准地指向整个满清的统治基因。
但这就够了吗?
想彻底撕下这群学阀鼓吹的“仁政”底裤,光靠近代史不行,必须把大清的根基挖出来鞭尸,他要抛出一个在2016年普通人认知里绝对冷门,却又极其核爆的真相。
“既然说到了祖传的冷血,那我们不妨把时间线往前推两百年,看一桩历史学界心照不宣,却极少向大众科普的悬案——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锐减之谜。”
键盘再次响动,文字如利刃般在文档上排列。
“我们从小的认知里,都听说过‘张献忠屠川’,这位农民军首领确实造下过杀孽,这点不洗,但是,咱们算一笔最简单的账。”
“根据《明史》及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四川总人口在六百万左右,而到了满清顺治十八年,整个四川在籍人口,只剩下区区九万余人,九万人啊,连现在一个大点的小区人口都不如!”
“有人把这六百万人的死全扣在张献忠头上,诸位,张献忠大西政权在四川满打满算统治了几年?不到两年,他的兵力控制范围,甚至都没出过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几个州府。”
“靠那个冷兵器时代落后的杀戮效率,他能在两年内把一个地形崎岖的大省六百万人杀得干干净净?”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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