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点儿事，现在好歹也是个干部”；
许斌骂时运，他就端起酒杯猛灌一口说“妈的，人活着就是遭罪”；
许斌试探他的忠诚度，他就把空了的酒杯往桌上重重一顿，眼眶发红地说“老哥，我这辈子就服你这种人，有胆识！不像我，连老丈人都瞧不起我”。
两天之内，许斌被他说服了。
或者说，许斌认为自己说服了他。
凌和平装成被许斌彻底洗脑成功，毕恭毕敬地答应了入伙——但同时，他又表现出胆小贪财、凡事都要先问“有没有钱拿”、“安全不安全”的样子。
许斌对他很放心。
贪财的人好控制，胆小的人不敢反水，窝囊的人没有脊梁。
这是他多年发展下线的经验。
1977年5月26日凌晨，许斌带着凌和平回到了京市，七拐八绕地钻进了南城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死胡同里。
胡同尽头是一座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门是铁皮包的木门，窗户上钉着铁栅栏，从外面看跟旁边的民居没有任何区别。
推门进去，里面的四个人都抬起头，打量着他。
一个是光头，四十来岁，胳膊比凌和平的大腿还粗，蹲在墙角磨一把杀猪刀，磨刀石上淌下来的水是暗红色的。
一个是瘦高个，戴着玳瑁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坐在灯下翻一本红皮语录，翻书的手指又细又白，像一双从来没干过粗活的手。
这俩人，就像一个奇怪的、怎么都凑不到一起的组合一样。
而另外两人，目光更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