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交流确实意义非凡。
伊迪斯几乎每天都在与不同的学者进行高强度的学术辩论。
孟德尔的遗传因子理论对大多数美国生物学家来说既新奇又颠覆——他们习惯的是形态学和解剖学的宏观观察，而不是用数学概率去解释生命现象。
这里的学者虽然起初也抱有怀疑和审视，却在真正看到数据推演后迅速转为兴奋，开始主动提问、重复验证，甚至有几位年轻的研究员在讲座结束后就跑去植物园对照他们的豌豆实验数据重新做了一遍统计分析。
整个交流过程中，伊迪斯能感受到美国学术界对孟德尔理论的接受度比英国更高，可能因为这里的学术传统相对更年轻，没有那么多陈旧的包袱。
伊迪斯也结识了几名圈子内的学者，比如阿萨·格雷、玛丽·特里特和露西·哈特。
阿萨·格雷先生是美国植物学第一人，哈佛博物学讲席教授、哈佛植物园主任，达尔文在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他性格沉静、严谨、待人谦和，没有维多利亚时代学者普遍的傲慢，看重学识而非性别、出身，对待求知欲强的女性研究者十分宽容，不像哈佛其他教授排斥女性。
伊迪斯受邀进入了他的标本馆和植物园，很是大饱眼福。
玛丽·特里特是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野外科学家，常年在沼泽和森林里观察食虫植物和授粉昆虫，她的实践经验和达尔文的理论洞察相得益彰，是达尔文先生在美国最重要的通信人之一，与阿萨·格雷先生也有长年的学术往来。
露西·哈特是伊迪斯在参观哈佛博物馆的实验室里认识的。
她是一位古生物软体动物研究者，跟随丈夫在阿加西学派学习，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
她的实验台在博物馆后侧一间安静的实验室里。
实验室里展示的那些精细的软体动物标本和胚胎绘图，则让伊迪斯看到了这个时代女性在古生物学领域的精妙研究。
据说她已经在《美国博物学家》上发表过好几篇论文——这个成就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因为女性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很难有知名度。
但她的研究质量极高，丈夫对她极为信任，让她负责整个软体动物胚胎发育的比较解剖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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