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纳特先生和宾利先生当时没有选择报警，因为当地警方与这类小团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报警很可能会让达西先生陷入更大的危险。
在1875年的纽约，警方、本地小帮派、坦慕尼政治网络互相渗透。
虽然旧巨头倒台，但新兴小型帮派、犯罪网络持续扩张，警界腐败持续。
这时的普通巡警、片区警长长期收取酒馆、赌场、街头团伙的保护费，很多帮派据点，警察一清二楚。
同时小团伙绑架外来富商，最怕两件事：大规模警方搜捕，把窝点端掉；拿到赎金之后被黑吃黑。
于是演化出一种灰色潜规则：绑架案发生后，帮派会主动给辖区警察分成；警察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主动突袭人质藏匿点。
特别是英国投资者这个身份，反而让绑架更理直气壮。
毕竟外国投资者说明了很多事情：在纽约本地缺少人脉势力；有钱、有家人愿意筹钱救人；不熟悉美国司法腐败，不敢赌报警救人。
“其实宾利当时想直接报警，”班纳特先生继续说，“他觉得雇几个私家侦探比跟绑匪谈判更稳妥。但旅馆老板把我们拦下了。他说去年有个法国商人也是这么想的，找了平克顿的人，结果第三天尸体漂在哈德逊河上。案子到现在没破，凶手也没抓——用他的话说，是没人想抓。”
于是班纳特先生和宾利先生向当地警察和黑帮分别付了一笔贿赂和一笔赎金才把达西先生带了出来，然后立即启程前往波士顿，没有任何停留。
因为对方一直在监控达西先生的电报往来，他们不能冒险让消息传到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否则赎金谈判可能功亏一篑。
而且，他们在当时就商量过，当时访问团的学术交流正处在关键阶段，他们不想让她分心。
这是全家一致的决定。
伊迪斯听完，没有再追问什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虽然她很有情绪，但是现在内心更多的是震惊和离谱。
她有很多话想说——想说你们不应该瞒着我，想说这种事就算分心她也宁可被分心，想说如果对方不是只想讹钱而是另有图谋，她在这里浑然不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而让家人独自承受这种恐惧。
但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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