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达成功那天晚上，周明的短信从挑衅变成慌乱。
这就是第四卷的节奏：你把他从壳里拽出来，他就只剩两条路——应诉，或者继续做梦。
林晚没回应，照旧把短信归档，转律师。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任何一句私聊都没意义了。
该说的话，在庭前说；该算的账，在纸上算。
第二天上午九点二十，何律师发来消息：【法院已安排庭前程序/调解前置（以实际流程为准），通知我们提交证据目录与损失清单。你把清单v2更新成v3：把最近“贴纸报警”“转账撤回造谣”“送达后继续骚扰短信”也加进去。】
林晚回：“我现在更新。”
她打开《损失与影响清单》，不写情绪，只加事实：
贴纸造谣两次报警（回执号××、××）
电梯贴纸监控锁定赵强（警方确认步态一致+赵强补充笔录）
周明转账备注“赔偿撤一下”→撤回→造谣贴纸（录屏时间线）
送达成功后周明继续短信骚扰（截图时间点）
物业处理/登记新增（第××份说明：遮挡摄像头未遂、贴纸处理等）
她把清单更新到v3，附上对应凭证编号，像做项目交付。
然后打包发给何律师。
上午十点四十五，法院短信通知到了：
【“×月×日×时，庭前会议/调解（线上/线下），请按时参加并携带证据材料。”】
林晚看见这条短信，心里反而更平。
庭前会议不是高潮，却是收口的铰链。
因为从这里开始，系统要做的不是“认定你委屈”，而是“把责任写进条款”。
庭前那天，会议室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文明诉讼”提示牌。书记员在电脑前敲字，键盘声哒哒响，像在记账。
周明来了。
他比前几次“体面”，但那种体面很虚：衬衫干净，眼圈却青，坐下时手指一直捏着杯口，捏得发白。
他没再吼“你逼我”。
他第一句话就变了方向，压着嗓子问书记员：
“这个……会不会公开？会不会让别人知道？”
书记员语气平静：“诉讼程序依法进行。你关心公开问题，可以向法官说明，但不要在这里绕流程。”
周明转头看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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