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落，呼吸科副主任钱敏紧跟着开口，语气比刘伟明温和一些，但刀刃同样锋利：“而且我注意到，受试者的筛选标准比较特殊。你们是如何确保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是完全自愿的？有没有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诱导？毕竟，愿意接受这种高风险前沿治疗的受试者可不多见。”
赵建国又补了一句：“就算法律上没有问题，舆论上呢？万一被媒体盯上，标题写成医院拿病人做基因实验，你让院领导怎么回应？”
一连串的质疑像潮水般涌来。沈健站在投屏前，听着每一个问题，没有急于打断，没有急于反驳。他等所有人说完，会议室安静下来的那一刻，才开口。
“各位委员，我想先纠正一个前提。”
他往前走了半步，离开了投屏的光束范围，站到了长桌的正前方。
“刚才刘处长说，院内既往没有成熟的基因编辑临床案例。这句话是对的，国内也稀缺。但我想补充一下，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训练，之后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基因治疗中心工作了四年。在那四年里，我以核心研究人员身份参与了两个针对血液系统疾病的基因编辑临床前研究，其中一个已经进入了IIT阶段，累计治疗了十二名患者。”
他顿了顿：“十二名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三年零两个月。没有一例出现严重的脱靶事件，没有一例出现治疗相关的恶性肿瘤，没有一例死亡，所有原始数据、论文材料全部留存，可供委员会核查。”
会议室里安静了。张维平主任翻开了沈健的材料中相关部分，目光在上面停留了片刻，没有打断。
沈健从容接着说道：“我明白大家担心安全问题。基因编辑的确存在风险，早年第一代CRISPR，脱靶隐患一直是难题。可十年过去，技术早已迭代更新。碱基编辑的精确度，比最初的CRISPR高出百倍。我们完成了全基因组全覆盖脱靶检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位点。”
他声音微微抬高，依旧保持克制：“如果因为害怕风险就不敢尝试，国内永远都不会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基因编辑临床案例。国外的研究者不会等我们。波士顿儿童医院的项目，年底就要进入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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