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又过了一个月。
专案组始终没有从姜鸣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这一个月里，问话几乎没有真正中断过。
有时是韩东和那名灰衣记录员一起过来，有时则换成两个完全陌生的干部。
学校方面也轮番安排系书记、政治辅导员和学生干部找他“谈心”，要求他认真学习文件，深挖自己的家庭影响。
询问的方式更是变了又变。
除了问话，专案人员还要求姜鸣一遍遍地重写材料。
第一遍写家庭关系。
第二遍写成长经历。
第三遍检查自己是否受过姜青山的思想影响。
第四遍，则让他从阶级立场出发，分析自己为什么始终想不起姜青山的“错误言论”。
专案组偶尔还会故意抛出真假难辨的消息。
一会儿说姜青山已经全部交代，继续隐瞒毫无意义。
一会儿又说其他亲属都已主动揭发，只有姜鸣仍旧顽固抗拒。
他们甚至暗示，只要姜鸣肯写一份与姜青山划清界限的材料，学校便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家庭影响。
可无论换谁来问，无论问题怎么变化，姜鸣始终只有同一个答案。
“不知道。”
“没听过。”
“没有这回事。”
“我能确定的都已经写了。”
整整一个月，所有询问记录堆起来已有厚厚一摞，真正能用来证明姜青山问题的内容，却一个字都没有。
韩东后来又来了两次。
第二次离开时，他的脸色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第三次，他甚至没有再亲自问话，只在门外远远看了姜鸣一眼，便离开了燕大。
专案组终于耗尽耐心。
这天上午，政治辅导员再次来到姜鸣居住的宿舍。
“姜鸣，书记让你去一趟。”
姜鸣跟着他来到系党总支办公室。
这一次，屋里没有专案组的人。
只有书记一人坐在桌后。
桌面上摆着一只搪瓷茶缸、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以及一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处理意见。
书记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坐吧。”
书记没有立刻打开文件，而是摘下眼镜，用布缓慢地擦了擦镜片。
“专案组已经结束了对你的调查。”
“你这一个月的所有谈话记录和书面材料，学校党委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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