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附着身份核验，授权书，证据目录和公证程序记录。
每一页都有缩写签名。
最后一页盖着慕尼黑当地公证机构的钢印，时间写到分钟。
贺知舟逐页拉到末尾，又回到证词第十四页。
那一页记录Marcus递出预装注射器的过程。
第十九页记录两点三十五分的追加用药。
第二十七页写着那次办公室谈话。
如果说出去，你的执照就没了。
这句话被放进正式文件后，再也不是一场没有旁证的回忆。
陈志远重新打来电话。
“看完了吗？”
“看完了。”
“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没有，按现有版本提交。”
“两个方向同时交？”
“检察院和伦理委员会一起，邮件提交电子公证副本，纸质件收到后再补原件核验。”
“还要不要给医院法务发通知？”
“先不发，避免他们提前清理材料。”
“伦理委员会收到补充证据后，可能立即要求医院做证据保全。”
“那是他们的程序。”
陈志远敲了几下键盘。
“有了Anna的证词，这不再是高度怀疑，而是确凿了，检察院没有理由不立案。”
确凿。
这个词在过去三年里，从来没人肯用。
旧调查报告写的是操作失误，院方说明写的是记录缺陷，Marcus的团队写的是无根据指控。
如今，预装注射器有来源，执行时间有底稿，签名存在鉴定对象，事后施压也有完整陈述。
散落的环节终于接到一起。
“提交吧。”
“你只回三个字？”
“还想听什么？”
“我以为你至少会讲一句等了三年。”
“律师计费按通话时长算吗？”
“今天这通不算。”
“那也没必要浪费。”
“行，我现在上传，刑事控告编号和伦理投诉编号都会关联，回执出来发给你。”
“辛苦。”
“这两个字可以计费。”
“发票开给王涛。”
“你那只鸡腿到底准备吃几年？”
电话结束后，贺知舟没有继续坐着等回执。
他把公证文件存入两块独立硬盘，关闭电脑，拿起门边的白大褂。
出租屋到医院只隔两站地铁。
走进急诊科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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