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饭，看书织衣，很少外出。
没人觉得不对。
但那块表压在她贴身的衣兜里，三天了，没挪过位置。
这天，楚河出门后，杜鹃一直在窗外看着街景，一直确定楚河不会回来，而且别墅门外没有任何可疑人员后才终于动。
她换了一身衣服。深灰色的棉布旗袍，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拢起来，用了一根素色的发卡。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三十出头，面容普通，是那种在街上擦肩而过不会多看一眼的女人。
杜鹃从衣柜里翻出一副平光眼镜，架在鼻梁上。又从抽屉里拿了一支深色口红，往嘴唇上薄薄涂了一层，整个人的气质立刻从家庭主妇变成了某个小公司的女职员。
她在镜子前站了几秒。
够了。
出了门，沿着胡同往东走了三条街，拐上大马路，叫了一辆黄包车。
“蓝月旅馆。”
黄包车跑了十五分钟。她下车后没直接进正门，绕到侧面，从旅馆附设的咖啡厅进去。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红茶。
咖啡厅里有公用电话。
她等红茶端上来，小口地喝着。
期间，有一名穿着西装的先生前来搭讪，杜鹃摆摆手，礼貌拒绝。
一直到有顾客点了单，服务员磨冲咖啡时，她才起身走向柜台旁边的电话机。
“我打个电话。“
店员刚刚冲好咖啡放在托盘上，准备给顾客送餐，手里忙个不停，头也不抬地说。”三毛。“
杜鹃往吧台上放了三枚硬币，等店员端着托盘走远，才拿起听筒，拨通了中央银行的电话。
手指停在拨号盘上的时候，她犹豫了一瞬。
用一家本地公司的名义打过去，对方如果多了个心眼去回拨，马上就穿帮。
可如果说是关内的公司，一个关内的保险行为什么会打长途到满洲来问一个基层职员？
更不合理。她咬了咬牙——赌接线的人不会这么较真。总机室的人每天接几十通电话，谁会为了一笔保险理赔专门去核实？
这已经是她翻来覆去想了三天，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不是没有风险，她清楚。但她没有别的渠道，没有可用的关系，什么都没有。
她已经不能相信军统，更不能相信可能是侩子手的楚河，她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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