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户个子高，不用蹲。他徒弟矮，才够得着那个角度。我去水沟边上翻了翻，因为那小子的鞋底有猪血印子，泥地上一溜儿脚印，直通后边水沟。”
马队长听完，什么都没说。第二天，就把刘魁从巡街的调到了探案组。
涨了一块钱的月饷。
四块大洋。
刘魁寄了两块回家，给他娘请了个邻居帮忙照看。剩下两块，一块交房租，一块糊口。
日子紧巴巴的，但他觉得有奔头。
那时候的刘魁还相信一件事——当警察，是能替老百姓办事的。就像他当初想当老师一样，换了个法子，殊途同归。
这个信念，撑了他三年。
……
民国十八年。张大帅死了一年了。少帅掌了东北的大权。
奉天的警察署换了牌子，换了署长，但里面的人没怎么变。马队长还是马队长，刘魁已经升了小组长，手底下管着五六个人。
那年春天出了一桩案子。
城北有个姓吴的布商，被人在家里捅了十三刀，死在自家堂屋里。老婆孩子都不在——当天回了娘家。
署里派刘魁去查。
他在现场待了一整天。翻完了，查完了，得出了一个结论——凶手是吴布商的合伙人，姓钱。两人合伙做生意，吴发现钱在账上做了手脚，吞了三百多块货款，闹翻了。钱某先下手为强。
证据确凿。人证、物证、动机，全对得上。刘魁写了份报告，交上去了。
然后就没了下文。
一个月后，刘魁找到新来的署长，问案子怎么处理。
署长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姓赵，据说是少帅身边某个副官的远房亲戚。他翻了翻桌上的文件，看了两眼。
“钱某某？”
“是。证据齐全，可以移送了。”
赵署长把文件合上了。“这个案子，先放一放。”
刘魁没听明白。“放？人都查出来了，放什么？”
赵署长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面没有任何解释的意思，只有一层薄薄的不耐烦。
“让你放就放。听不懂人话？”
刘魁出了署长办公室，去找马队长。马队长正在后院喂他那条老黄狗，听完了，蹲在地上，拿树枝在土里划拉了两下。
“那个姓钱的，跟省府秘书长是连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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