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脸向马处长汇报完这一重大发现后，得到了一个新的命令——撤。
他回到这片街区时，卖花生的中年人还蹲在弄堂口，阁楼上端搪瓷缸子的人还靠着窗台，黄包车车夫还缩在车棚底下。
五十多个人，散落在蒲石路周围半径三百米的范围内，刚刚布好的天罗地网。但命令就是命令，全部撤离，仅留一号哨位。
一号哨位是街尾拐角处的馄饨摊子——位置最远，视角最窄，只能看见照相馆大门口有没有人进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在路边花台的石沿上磕了三下。
清脆的声响在潮湿的空气里传出去。被一个打着伞，离得最近的公子哥儿听见。
公子哥儿转身走了。
五分钟内，弄堂口的中年人收起报纸上的花生，起身走了。阁楼窗户合上了。黄包车车夫拉起车把，吱呀吱呀地往街尾去了。
一个接一个。
不动声色地，一张刚刚编织好的网，被拆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回头看照相馆一眼。
蒲石路恢复了它本来的样子。行人照常走路，铺子照常开门。电车从远处的霞飞路上驶过，铃铛叮当响。
没有人意识到少了什么。
街道上没什么不同。
照相馆内，瓦西里悠然地看着一本杂志，听着窗外的雨声淅沥，没有意识到，一双黑色的大手，正在虚空中，朝着他逐渐握紧。
……
两天后。最后一场秋雨已经停了。
永兴里弄堂深处，钟表铺的门帘半掩着，里面嘀嗒声依旧。
格里戈里坐在柜台后面，单片放大镜夹在眼眶上，镊子尖端伸进一只老式怀表的机芯里。
对面的高脚凳上坐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攥着手帕，时不时探头过来看。
“伊万先生，这表能修好伐？我婆婆留下来的。”
“能修。游丝断了，换一根就好。”格里戈里头也不抬，俄语口音浓重的中文，继续他的工作。
弄堂口传来汽车的引擎的轰鸣。
一辆黑色的斯提庞克，缓缓停在了弄堂口。车门打开，下来两个人。
西装笔挺。深藏青色。肩宽背阔，至少一米八五以上。皮鞋铮亮，袖口别着银色的链扣。
两人一前一后，步伐整齐，径直朝弄堂里面走来。
门帘被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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