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长明的儿子？”
“是。”
门开了。
屋里没有开灯。窗帘拉着。角落里摆着一张行军床。床上有被子和一只旧皮箱。
刘海东坐在床边。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全白。背驼了。但眼睛亮。
“坐。”他指了指唯一的凳子。
宋恩泽没坐。“你家着火了。”
“我知道。”
“你没回去。”
“回去干什么。该烧的都烧了。”
“什么该烧？”
刘海东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根烟。没有打火机。他把烟叼在嘴里，不点。
“你父亲死的那天晚上，我在省厅值班。凌晨两点半，技侦处的电话响了。报告说东角码头发生枪击，一名公安干警殉职。”
“谁打的电话？”
“没有留名。”
“你记录了？”
“记了。值班记录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值班记录现在在哪？”
“烧了。”
“你烧的？”
“我烧的。”
宋恩泽盯着他。
“你把证据烧了？”
“我把假的烧了。”
刘海东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烟没有点过，烟纸上留着牙印。
“七二年到八五年，省厅值班记录被改过四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人改的。我当时是机要科的人。记录经过我的手。我知道哪些是原始记录，哪些是后来补的。”
“谁改的？”
“改记录不需要署名。但改完以后，要重新编号。编号的字体只有一种钢笔写得出来。英雄牌616。笔尖偏右。”
“你通过钢笔认人？”
“机要科的人，字认得比脸准。”
“那支笔是谁的？”
刘海东把旧皮箱打开。里面不是衣服，是纸。一摞摞的纸，用橡皮筋扎着。
他从中间抽出一张。
“这是我自己抄的备份。每次有人改记录，我就抄一份原件。抄了十三年。”
宋恩泽接过那张纸。
纸上是一行行的值班记录。日期。时间。来电内容。处理人。
七二年十月三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来电：东角码头枪击。处理人一栏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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