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遍。
爱钱、不爱国、有好奇心、有道德观——他把这四个条件列出来之后，发现它们彼此之间是打架的。
一个真正爱钱的人，很难同时拥有坚固的道德观；一个对任何组织都没有归属感的人，也很难对“守信”这件事本身抱有敬畏。
他推翻了自己的框架。
然后他换了一个角度去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拥有全部知识的前提下，一辈子不说出去？
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一种约束，来自于外部的、强制的、不可违抗的约束。一种让“保密”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无法逃脱的处境。
他想到了保密法。
国家秘密的知悉范围是被严格控制的，不该知道的人，就是不能知道。
这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观来实现的，是靠法律、靠制度、靠追责机制来保证的。
但问题是，周开飞的技术不是国家秘密，它是一项私人持有的商业秘密。保密法管不到这里。
除非……
他停了一下，把那个念头按住，又往前推了一步。
除非，组织愿意用管理国家秘密的方式来管理一项私人技术。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组织要做一个自我约束的决定——把这项技术纳入保密体系，但同时约束自己不去获取超出授权范围的知识。
说得更直白一点：组织必须接受一个前提——它可以享受这项技术带来的收益，但不能追问这项技术为什么能实现那些收益。
邱平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这他妈的什么地狱难度的要求。
他已经很久没骂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