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的亚瑟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他生怕西维洛夫和比楚林会突然想起他是从哥廷根大学来的，进而热情邀请他上台，讲讲他的观点。
欧洲的东方学家都知道，哥廷根大学乃是中欧的东方学研究中心。
虽然哥廷根不像俄国那样主攻汉学而是主攻梵语，但你就算让亚瑟爵士上去讲《摩词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他也讲不明白啊！
这还不如让他上去谈谈苏格兰场和第三厅的差异呢！
而亚瑟之所以会在学术会议上表现的如此狼狈，全拜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所赐。
亚瑟初到俄国时，外交部的雅金夫·比楚林神甫想读本《论语》都得偷偷摸摸的，但等到亚瑟离开俄国时，俄国东方学的兴起却已是瞎眼可见了。
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居然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而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乌瓦罗夫对东方学的痴迷并不是什么秘密，作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教子，乌瓦罗夫很早就被俄国宫廷作为下一代贵族精英重点培养，15岁时他便进入外交委员会任职，并被沙皇公派哥廷根留学，也正是在哥廷根的这段学习经历，让乌瓦罗夫迷恋上了东方学。
只不过，乌瓦罗夫对东方学的迷恋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喜欢，也是为了解决他长期的精神内耗问题。
作为俄国贵族中的下一代精英，乌瓦罗夫从小接受的都是俄国传统的贵族教育。
他的家庭教师莫甘神甫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俄国的修道院院长，正因如此，莫甘一方面想要将乌瓦罗夫培养成拥有高雅品位和艺术鉴赏力的贵族，另一方面，他也发誓要将自己的学生培养为大革命的反对者和旧秩序的拥护者。
在莫甘的悉心教导下，乌瓦罗夫毫不意外地成为了专制主义事业的拥护者。
倘若沙皇没有派他留学哥廷根，而是让他乌瓦罗夫安心待在国内，那乌瓦罗夫或许这辈子都会是一个标准且庸俗的俄罗斯贵族。
但「不幸」的是，乌瓦罗夫在哥廷根大学见到了充分的学术自主权和授课自由，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影响了乌瓦罗夫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看法，而且还动摇了他从小被教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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