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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养成的观念很快被令人沮丧的失望取代，随后又被旧世界、旧制度即将消亡的念头覆盖，乌瓦罗夫的世界观轰然崩塌。
从前他有多爱俄国，现在他就有多恨俄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一时期的乌瓦罗夫其实和十二月党人没有多大区别，他甚至比那些被流放的莫斯科大学生还要愤世嫉俗。
正因如此，他在结束学业后，并没有选择返回俄国，而是申请调往俄国驻维也纳使馆工作。
凭著一身的贵族气，乌瓦罗夫很快便融入了古典气息浓厚的维也纳上层社会，并满心欢喜地期望在维也纳寻到文化繁荣的欧洲文明，但不幸的是，他的幻想没过多久就破灭了。
奥地利贵族不仅对文学作品和艺术不感兴趣，丧失了对祖国的激情与振奋之心，而且最令乌瓦罗夫无接受的是，这些奥地利棒槌甚至不了解更不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确实给欧洲带来了新生，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宝贵古老的传统与文化。
但幸运的是，虽然乌瓦罗夫和奥地利贵族尿不到一个壶里，但他却在维也纳社交圈结识了他的哥廷根学长—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施莱格尔不仅将乌瓦罗夫引入了东方学的殿堂，而且还向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语言都起源于古印度文化。
正是这个观点启发了乌瓦罗夫，让抑郁的他豁然开朗，如果旧制度注定会消失，而文明的起源仍留在东方，那么就只有东方才能使人们全面了解真正的启蒙思想。
在施莱格尔的影响下，24岁的乌瓦罗夫动笔写下了《建立亚洲学院计划》，并在文中主张俄国应该建立研究中国、蒙古、波斯、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专门学院，并且还在文中指出：「东方文明是人类启蒙的摇篮，而我们的根基也埋藏于亚洲。俄国地处东西方之间，具有绝对优势成为东西方文化、政治交流的桥梁。所以，俄国不应以欧洲及其理想为导向，而应将自身打造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即东方文艺复兴的中心。」
哪怕站在后世视角来看，乌瓦罗夫的这篇文章也相当惊世骇俗，但在1810年他不止没有遭到嘲笑，反而还得到了歌德等德意志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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