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跟在后面,不扶,只远远缀着,手里捏着一小把炒熟的蚕豆。阿沅走几步,回头张望,祖父便扬扬手里的豆子。她咯咯笑着,又往前跑,小布鞋踢起细土,辫梢在脑后甩动。走到第三道埂弯,她突然停住,弯腰去捉一只蓝翅膀的蜻蜓。蜻蜓飞走了,她仰起脸,看见祖父已站在埂头老槐树下,正把蚕豆一颗颗剥开,豆壳在晨光里翻飞如蝶。
“阿沅,”祖父的声音不高,却稳稳落在风里,“田埂不是路,是界。”
“界?”
“是田和田的界,也是人和人的界,更是今天和明天的界。”他走过来,蹲下,用拇指抹去她鼻尖上一点灰,“你踩在这上面,脚底知道哪边是自家的田,哪边是邻家的垄。可你心里,得知道哪边是你该守的,哪边是你该让的。”
阿沅似懂非懂,只把蚕豆塞进嘴里,咯嘣脆响。
七岁,她开始学割草。祖父给她编了个柳条筐,不大,刚好挎在胳膊弯里。清晨露重,草叶湿漉漉地贴着埂沿,割草刀锋划过草茎,发出“嚓嚓”的轻响,汁液清冽微涩。她常割着割着就忘了筐,追着蚱蜢跳进田里,惊起一串白鹭。祖父也不恼,只把割好的草捆成小把,码在埂上,等她玩够了,再教她辨草性:“猪草要嫩,牛草要老,羊草要带露,兔草要避虫。”他指着埂边一丛开着紫花的草,“这是紫云英,不能喂牲口,可翻进田里,就是好肥。土地记性最好,你给它什么,它就还你什么。”
九岁,她第一次下田插秧。
春寒料峭,水田冰凉刺骨。祖父挽着裤管,赤脚踩进泥里,泥水漫过脚踝,泛起浑浊的涟漪。他示范:左手分秧,右手插,五指并拢如锥,入泥三分,秧苗直立如笔。“腰要弯,心要平。秧苗低头,是为了抬头;人弯腰,是为了让稻子长得更高。”阿沅学着做,可秧苗总歪斜,或埋得太深,或浮在水面。她急得快哭出来,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祖父默默接过她手里的秧把,重新示范一遍,然后退开几步,看着她。阿沅咬着牙,一株,一株,再一株……直到日头升到头顶,她直起腰,腰背酸痛欲裂,可眼前那一小片新插的秧苗,竟真如列队的小兵,齐刷刷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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